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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官培养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16-10-18 9:06:05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司法体制改革是现代司法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现代司法体系要求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司法的公信力性,而与之相适应的对法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基层法官培养的改革滞后。由于不注重在实践阶段对法律人才的培养,造成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参差不起和青年法官的心理失衡,致使基层法院青年法官培养不足,难以胜任司法改革的要求。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可分为大学期间的理论素养培养和实践阶段的实务培养,本文重点讨论法律实践中的法院的法律人才即法官的培养。

司法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为民司法,让人们群众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基层法院是人民群众直接面对的司法裁判机关,故而群众对基层法院的评价,直接影响司法改革的社会效果。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人员,其法律水平直接影响案件的办理和群众的评价。

司法现状是基层法院承载了基层司法的重担,而基层法院不堪重负,难以承担法律人才培养的重任。司法改革要注重对法律人才的培养,一改过去重法学理论研究,轻司法实践;重法律制度设计,轻司法人员培养;重司法体系顶层设计,轻司法体系的基石。要切实将基层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重视基层法官为代表的法律人才的培养。

一、对法律人才的培养要以法官为中心

司法改革要求法律职业化,最能反映法律职业化的法律岗位就是法官,而基层法官职业化水平的高低,最能反映全国的法官职业化水平。故而首先要明确何为法官的职业化,才能认识为何要以基层法官的培养作为法律人才培养的突破点。

法官职业化一直以来就是个争论不断的话题,但重点是如何推进法官职业化,对法官职业化背后的问题——何为法官职业化的研究往往不够深入。要了解基层法官职业化的困境,有必要理清法律职业化的本质,才能解答基层法官职业化所面临的困境。

职业“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有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⑴职业是一般工作之外的,需要特定的技能、经验和知识才能从事的工作,有时甚至还需要特定的社会机构的认可才可以从事。诸如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等,这些职业都需要长时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严格的考核、丰富的具体实践才能进入。法律职业化在我国是一个新名词,在历史上与之对应的是刑名师爷、刑部、大理寺等司法官员。但没有法律职业化一说,而是将司法作为行政权的一个分支,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和调控社会的工具,不具备独立的地位,正所谓言出法随、金口玉言,君主的言论即是法律;刑名师爷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而是依附于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也只是行政官员的分支,并且司法官员也是用儒家理论来解释律法,有牵强附会之嫌,而无客观、公正研究律法所调整的经济、政治、人文、伦理等。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只有行政权,而无司法权一说,亦没有法律集合体,更没有法律职业化。

欧洲市民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导致社会生产的复杂化,简单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所有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变化。传统的贵族亦没有能力和精力来管理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于是精通经济和交易习惯、风俗的贵族代理人即独立的文人阶层应运而生,成为传统势力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英国的法律传统使法律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正当性,法律作为协调传统权威逐渐丧失和新兴权威尚未建立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最佳选择,法律职业化也应运而生。

法律职业化,是法律职业者在长期的职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首先是为了保证该职业不受外部势力的随意侵犯,亦即法律职业者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在无意识中的团结。另一方面,亦有法律的发展要求。法律的发展要求法律理论、思想、实践的创新以便适应社会的变化。在此过程中,法律者已实现自身的觉醒,进行有利于法律职业的活动。法律职业化的初期,都是以实现法律者的利益和法律联合体的利益为直接动机和目的形成的。法律职业不过是一群法律人谋生的一种手段,是法律人为自身利益组成的利益集团。法律职业化就是法律人利益的集团化。

利益集团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为某种共同的利益的冲动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公民,不管他们占全部公民的多数或少数,而他们的利益是损害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永久的和总的利益的”⑵因为利益集团的首要考虑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利益集团是经济人的联合体。法律人这一概念,与法律职业利益集团有着共同的内涵——法律人的利益。

法律职业化所导致的后果极有可能是形成法律人的利益集团。当然,职业化不仅仅是利益的追求,在职业化的过程中,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也会逐渐形成并成为职业的内在规范来约束职业化的利益冲动。为职业而生,视职业为精神追求而非谋生手段的职业者将出现,但利益冲动仍将占主导地位。

我国将法官的职业化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毫无疑问,将形成法官的利益集团,法官职业化将加剧法官的利益冲动,司法腐败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在法制成熟的美国,由于法官职业化和法官豁免权,一方面保证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也催化了法官的腐败。如美国法官滥用司法权将轻罪、无罪的少年判决有罪,而收监少年罪犯的监狱竟然是私人所有的。这其中的司法腐败令人触目惊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法官为了一己私欲,竟然滥用司法权至此极也。美国法官在享有高额的薪金和超然的法律地位时尚且如此腐败,如果中国实现法官职业化,又将如何呢?现阶段我国还无法提供如美国一般优渥的法官待遇,倘若法官形成利益集团,如何保证司法公正?长期以来,我国都提倡圣人政治。传统的“存天理,灭人与”和“天下为公”强调人的觉悟等都是强调精神作用,忽视物质作用。在物质极端匮乏时期,精神追求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在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仍以精神为支撑,恐难以撑起法官的淡泊名利和清心寡欲的奉献精神。权利得不到正当的满足,就会转向非正当的利益索取。并且基层法院主要面对经济地位和社会竞争能力较弱的群体(弱势群体),如何保证司法权不被滥用。法官职业化还是应当保持慎重态度,缓慢推行。至少在基层,法官还是应当保持其社会化属性,即“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法官的职业化,才能保证裁判最大限度的公正,进而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规范公民和律师的行为,宣传司法精神。培养法律人才首先应当从基层法院的法官开始,并将对青年法官的培养最为法律人才培养的突破口。

二、培养法官的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

法律必须被信仰,只有被社会普遍信仰的法律,才能真正的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西方法谚:“比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更可怕的是法官的不可信赖。”要保证法律得到公正的适用,各种社会利益和价值冲突得到有效地均衡,就必须要有合格的法官来执行法律。在裁判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只能凭借对法官的主观认识来认识法律。如果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表现出对法律的熟练认识、理解和运用,能够准确的把握法律条文的意思,举止端庄、威严,就会得到当事人的认可,进而使当事人认可法官的裁判。如果法官表现的木讷、举止不端、不能把握庭审程序,就会使当事人对法官产生蔑视,进而不相信法官的裁判,司法公信力自然无从谈起。

“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经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⑶为了保证法律得到公正的适用,就必须保证法官的高素质。同时,只有高素质的法官才能具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减少司法不公的发生。英国着名的大法官培根认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冒犯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⑷只有公正的裁判才能保证法律的威严,司法公信力才能建立起来,而合格的法官是公正判决的重要保证。

要培养法官的法律信仰,首先必须保证法官免于不公正待遇,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仰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地;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仰之中。”⑸唯有如此,才能让法官自由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按照其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案情的把握进行裁判,不断提高其法律素养和办案水平。

官本位思想对法官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既严重阻碍了法官的自由成长,又诱惑法官改变职业。邓小平曾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⑹司法权是公权力,这就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建立要靠制度来保证,而不是靠个别司法人员的人格魅力或道德品质。个别司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但是,如果司法制度不健全,大部分司法人员没有充分的权力,就不能做出权威判决,司法公信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司法人员的权力失去监管,就可能导致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亚里斯多德认为唯有法治才是最理想的治理方式,再好的人治也会受到情欲的影响而变质。所以,只有良好的司法制度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才能制约司法活动,使社会公众信赖司法,司法公信力的建立才会成为可能。要完善司法制度,必须建设法治社会,只有在法治社会,司法才会得到尊重;同时,司法的具体适用也会促进法治社会的建立。

近年来,不断爆出法官离职去做律师或者调到行政岗位、政府部门和国企。主流观点将原因归结为法官待遇差,职级低,升迁困难,办案压力大等原因。不可否认,法官群体,尤其是基层法官,其待遇与当地财政挂钩,并受当地政府考核,大多数基层县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财政都不宽裕,政府职权繁杂,承担大部分社会事业管理责任,财政本身就处于高压状态。法院作为名义上与其平齐的单位,在基层权力架构中名义上不属于政府管辖,政府自然不愿加大投入,法院不受重视,法官待遇也就比普通公务员差了。在此不公正待遇条件下,很难让法官平衡心态,也不利于法官积极工作。只会让法官产生不公正感和机遇,法官首先想到的是摆脱此不利的政治地位。加之历史长河中,司法权依附于行政权,政法不分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个司法官员关心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背后的权力。其从事司法官也只是过客,没有把司法职业当做自己的归宿,而是当作升迁的中转站。现在的基层法官也是如此,法官岗位只不过是其通向领导岗位的跳板而已,并不是其职业归宿。

更有甚者,将其不公正待遇的思想用到办案中,加剧司法矛盾,使法官处于社会舆论的关口,更加不利于其成长。我国部分地区和部分司法人员仍然存在“人治”思想,不重视诉讼人的权利,一些司法人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案件见诸报端,影响了司法人员的社会公信力,致使司法公信力不能建立。因此,有必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以保证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必须要下定决心,将不符合法官条件的法官调离法官岗位,着力建立新的法官队伍,特别是青年法官队伍,才能够保障司法公信力的涅盘重生,培养一代高水平的法官队伍。

在17、18世纪,西方诞生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认为社会、国家的存在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民之间通过订立契约来决定国家的组织形式和权力划分。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群居性动物,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相对于他人而言都充满了狼性,为了避免争夺,人们有必要共同达成某种契约,要求所有的人按照契约把部分或全部权力转让给一个人或议会来行使,以增进所有人的和平、安全与便利,人民一旦转让其权利,就必须绝对服从政府的权力。”⑺这种思想在早期的契约精神中存在,由于其过分强调政府的权威,成为了公权力肆意干涉私权利的借口,忽视人民这一契约主体的权利,不能保障人们的权利,因而受到广泛的质疑,并逐渐为社会所淘汰。现代社会日益注重公民权益的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分注重公民权益的保障因司法条件的限制,反而难以实现。不能要求法官承担司法条件难以支持的后果,即不能强人所难。卢梭认为政治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一个与全体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地自由。”⑻依卢梭所言,社会个体之间订立契约,构建政治组织只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社会个体参与政治活动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行使该权利需要共同协作,不能片面要求国家权力中的司法机关的主体法官独自承担,需要共同协作承担。因为“契约的达成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人们对即将出现的公共权力的美好预期,公众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契约关系,其核心部分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和公权力对公众的信用,是以人们对公共权力的信任为前提的,信用是契约的派生价值,没有信用,契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⑼司法的建立要求这种契约的有效,即社会公众要参与司法活动,有权利对司法过程进行评价。社会公众在参与司法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了解司法程序等活动,可以对司法判决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价,可以加强对司法判决的信任;同时,司法活动也可以对社会公众起到教育作用,使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司法活动。要给与法官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舆论,避免法官过多的受到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判,为法官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三、法官培养需协调地方利益的冲突

法官职业化要求法官要有比较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入职标准、考核标准、办案标准、共同的理想追求、职业信仰和法学理论等。对法官的培养如果不考虑对地方利益的冲突,则作为司法个体的法官将承受压力。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热衷于维护本地的利益,及地方利益。相应的就会产生有利于地方发展的司法活动,即出现司法的地方化。

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是市场经济所要避免和克服的,但地方利益又是现实的。市场经济要求资本的自由投资,商品的自由流动以及人才和自由迁移,而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资本、商品、人才的流动,不管是市场领域还是承担社会事业管理的政府部门,都要面临地方保护主义的侵害。在日常司法工作中,当事人相对于外地口音的司法人员而言,更愿意与当地司法人员沟通。外来司法人员开展工作就显得比较困难,并且从信任度上,当地人对当地本土法官的信任远超于外地来的法官。法官职业化,则要求法官标准、信仰、理论水平的趋同性,而全国大多数县市是没有足够的符合职业化的本土法官,大量的招录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法院队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就没有几个能办案的法官,到时候法官就会从其他法院调入,更不利于当地利益。而由于法院的自然减员,大量当地法官退休或调到其他岗位,使得外地法官不断增多。如果不重视协调地方利益,那么外地法官在办案中将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地方保护,会从经费、人事等领域对法院施加压力,对于以本地人为主的司法队伍,司法地方化是有利于法院的,但当外地法官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时,外地法官因不考虑地方利益,难免会受到法院本身施加的压力。要保护外地法官免于触动当地利益而受到打压或偏见,是司法改革所要重视的。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是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任重而道远。加强基层法官培养,避免法官流失,稳定法官队伍,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发挥传统的“传、帮、带”,让青年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尽快锻炼成长,使其专注于理论水平的提高和业务水平的提升。要树立司法权威,让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实行严格错案终身责任制。倡导全社会守法、敬法,让法官成为一种崇高的职业追求,而不是赖以养家糊口的普通职业。长此以往,依法治国方略指日可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早日实现。